最近看到《光明日報》新開了“母校禮贊”的欄目，不由得想起了我的母校——春暉中學。
母校春暉，在浙江上虞白馬湖畔，這里是典型的江南水鄉(xiāng)，湖光山色構(gòu)成樸素的自然美景。“這是一個陰天，山的容光，被云霧遮了一半，仿佛淡妝的姑娘。但三面映照起來，也就青得可以了，映在湖里，白馬湖里，接著水光，卻另有一番妙景……”這是我國著名散文家朱自清先生在《春暉的一月》中所描繪的白馬湖美景。
白馬湖雖美，但它的名氣則主要來自建于湖旁的春暉中學。這所學校是由我國著名教育家經(jīng)亨頤偕同鄉(xiāng)賢王佐征得開明紳士陳春瀾出資20萬銀元創(chuàng)辦的。這三位都是上虞人，其中春瀾先生“有古陶朱公風，能致富，尤能善用其富”，曾于1908年創(chuàng)辦了春暉學堂，并立案聲明“辦至中學程度為止”，春暉學堂乃中學之發(fā)端。王佐先生有“東南砥柱，學界泰斗”之譽，德高望重，熱心公益。經(jīng)亨頤先生曾留學日本，回國后從教多年，具有先進的教育理念和豐富的教育經(jīng)驗。1919年浙江“一師風潮”后，經(jīng)亨頤回到故鄉(xiāng)，“三駕馬車”一齊發(fā)力，春暉中學應運而生。
上世紀20年代，大批名師云集白馬湖畔，夏丏尊、朱自清、豐子愷、匡互生、朱光潛、楊賢江、范壽康、王任叔（巴人）等都曾在春暉執(zhí)教；蔡元培、何香凝、黃炎培、陳望道、張聞天、李叔同、俞平伯、柳亞子、張大千、黃賓虹、葉圣陶、胡愈之等社會先進、大家名流，蒞臨考察、發(fā)表演講。白馬湖畔，文人薈萃、群賢畢至。“北南開，南春暉”，聲譽鵲起。
我出生在上虞謝塘，在家鄉(xiāng)陳留小學念了兩年，八歲到上海。八一三吳淞抗戰(zhàn)爆發(fā)，我回到老家，1937年進入春暉中學讀書。記得當時我是劃船去的，一進校門，便聽到一陣優(yōu)美的琴聲……那是音樂老師在彈奏賀綠汀先生的《牧童短笛》，悠揚悅耳的琴聲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也成為我成年以后最愛聽的曲子之一。在春暉讀書的那段時間，正值日寇侵華、杭州陷落之后，學校處于非常艱苦的階段，但師生們的愛國熱情空前高漲，語文老師為我們選講充滿愛國主義思想的文章，以岳飛、文天祥等英雄事跡激勵青年學生。學校和學生會組織歌詠隊和劇團，在校內(nèi)和附近城鎮(zhèn)宣傳抗戰(zhàn)，演出《臥薪嘗膽》、《木蘭從軍》等。我積極參與了這些活動，既受到教育，又培養(yǎng)了藝術興趣。所以，春暉不但是我文化知識的啟蒙地，而且是我藝術意識和愛國精神的啟蒙地。我走上電影藝術之路，我的電影的題材和主旋律，與在母校所接受的教育關系甚大。當時，春暉的體育活動也十分活躍，足球、網(wǎng)球、籃球、游泳等，門類齊全。我個子比較高，又特別喜歡籃球，所以籃球場上經(jīng)常有我的身影�，F(xiàn)在我80多歲了，仍保持著良好的身體狀況，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當時的籃球運動。
我在春暉只讀了一年多時間，1938年我轉(zhuǎn)學到了上海。按照當時慣例，中學生轉(zhuǎn)學插班，必須參加插班生考試。上虞有句古話：“鄉(xiāng)下數(shù)第一，城里數(shù)第七。”我對自己能否通過插班生考試并沒有把握，但在報名時，學校領導知道我是從春暉中學轉(zhuǎn)學過來的，就對我說：春暉中學是全國有名的學校，不需要參加插班生考試即可入學。這使我感到意外，但由此可以看出，春暉中學這塊牌子是得到社會公認的。
時光流逝，我對母校的思念一直沒有間斷。難忘母校哺育情，化作桃李傳馨香。白馬湖的山水，激發(fā)了我電影創(chuàng)作的靈感，我曾多次到白馬湖選取外景，拍成電影。我介紹我的同事黃蜀芹到春暉中學拍攝了電視連續(xù)劇《圍城》發(fā)生在“三閭大學”里的故事。1981年以來，我多次回到母校，和母校的教師、學生們愉快地交談，看到母校的變化、辦學的成績，我由衷地感到高興。1991年、1998年，我的“電影回顧展”和“從影50周年紀念活動”均把春暉中學作為重要的一站，我把為我的電影付出辛勤勞動的作家、表演藝術家和國內(nèi)外的電影界、電影評論界的朋友們請到母校，分享我的快樂。
“慈母手中線，游子身上衣。臨行密密縫，意恐遲遲歸。誰言寸草心，報得三春暉。”這是豐子愷先生當年用唐代詩人孟郊的《游子吟》為春暉中學譜曲的校歌，傳唱至今，表達春暉學子對母校的深情厚意。我祝愿這首校歌經(jīng)久不衰，代代相傳，祝愿百年春暉，越辦越好。
據(jù)《光明網(wǎng)》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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