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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作為中國首部由藏族導演執(zhí)導、反映藏族當代生活的故事影片，《靜靜的嘛呢石》自問世便備受關注，斬獲第 14 屆中國金雞百花電影節(jié) “最佳導演處女作” 獎、第十屆韓國釜山國際電影節(jié) “新潮流” 特別提名獎等多項國內外榮譽。本文運用敘事學方法對其進行觀照，以期為相關研究提供參考。

　　一、日�；瘮⑹孪碌牟刈逦幕瘓D景

　　新世紀以來，多數中國電影追求新奇、曲折的敘事效果，而《靜靜的嘛呢石》講述了小喇嘛從寺廟回家過年再返回寺廟的三天經歷，故事十分簡單。影片摒棄戲劇性沖突營造，以日�；瘮⑹路绞秸归_，三天里雖有事件發(fā)生，卻無大的矛盾沖突，如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。

　　新中國成立后，少數民族題材電影存在趨同化傾向，多為漢族導演視角，女性形象擔綱敘事功能或為主角，著力渲染異域風光與民族風情的奇觀效果，走 “類型片” 創(chuàng)作之路。藏族題材電影也不例外，常充斥藍天、白云、山峰、布達拉宮、牧區(qū)生活等元素。在此背景下，《靜靜的嘛呢石》的敘事方式在當下中國電影界及藏族電影發(fā)展史上都獨樹一幟。導演兼編劇萬瑪才旦作為西藏知名小說家，選擇這種敘事方式蘊含深意。

　　在影片類似散文式的敘事中，觀眾跟隨小喇嘛的身影，見識到真實、日常的藏族生活場景與知識。其中包括藏族寺廟文化元素，如寺廟、轉經、喇嘛等;民間藏傳佛教文化元素，如刻石老人、六字真言等;藏族現代文化元素，如電視、VCD 等。這種分類是相對的，部分元素存在交叉。日常化敘事看似隨意松散，卻比刻意緊湊的敘事更能理想地呈現眾多藏族文化元素，有助于深入當今藏族生活內部，進行寫實、全景式描繪，展現出與以往藏族影片不同的、更真實的藏地世界。

　　以往藏族影片多由漢族導演拍攝，演員也多為漢族，盡管他們滿懷熱情，卻因文化隔膜，對藏族文化的體悟有限。而在本片的日常化敘事中，藏族文化元素從背景走向 “前景”，通過長鏡頭、定格等手法拍攝，獲得 “主體性”，成為拍攝的目的性存在。影片希望觀眾深入 “凝視” 這些文化元素，顛覆頭腦中關于藏族的概念化、僵化、想象中的 “印象”，沉入藏地世界內部。

　　二、敘事結構中的文化意蘊

　　影片的敘事結構包含表層和深層兩個方面，均蘊含深厚的文化意蘊 。

　　從表層結構來看，影片以線性時間為軸，按照小喇嘛回家過年的時間順序展開，從離開寺廟、回家途中、在家過年到返回寺廟，清晰呈現了三天的經歷。這種看似簡單的線性敘事，實則是對藏族日常生活時間節(jié)奏的真實還原。在藏族文化中，時間與宗教儀式、生活習俗緊密相連，過年期間的煨桑、朝拜等活動，都有其特定的時間安排和文化意義。影片通過這種線性敘事，讓觀眾感受到藏族生活中時間的流淌方式，以及在時間進程中蘊含的文化傳統(tǒng)。

　　深層結構則涉及到文化沖突與融合的主題。小喇嘛處于寺廟文化與世俗生活的交界處，寺廟代表著傳統(tǒng)的宗教文化，有著嚴格的戒律和儀式;家中的世俗生活則充滿了現代元素和民間習俗。在回家過年的過程中，小喇嘛面臨著兩種文化的碰撞。他既要遵守寺廟的戒律，如誦經、修行;又要融入世俗的過年氛圍，與家人互動，接觸電視、迪斯科等現代文化元素。這種沖突以溫和的方式呈現，體現了藏族文化在現代社會中的適應與變遷。影片中刻石老人專注刻寫六字真言，與家中播放的現代影視節(jié)目形成對比，也暗示了傳統(tǒng)宗教文化與現代文化在藏地的共存與融合，揭示了藏族文化在當代社會中的發(fā)展狀態(tài)和內在動力。

　　三、敘事視點的 “過渡者” 特質

　　在敘事視點方面，影片采用以小喇嘛為核心的 “過渡者” 視角，小喇嘛既是敘事的主體，也是串聯(lián)不同文化維度的關鍵角色。

　　在人物身份上，小喇嘛處于宗教與世俗的過渡地帶。他身披喇嘛服飾，承載著寺廟賦予的宗教修行使命，是神圣宗教世界的一員;但他同時又源自世俗家庭，與親人的情感紐帶使其難以脫離世俗生活。這種獨特的身份定位，讓他得以穿梭于寺廟清修與世俗煙火之間，成為觀察兩種文化形態(tài)的絕佳載體。

　　在精神和情感層面，小喇嘛同樣處于文化過渡的微妙狀態(tài)。他對寺廟的宗教文化懷有虔誠的信仰，在誦經、儀式中尋求心靈的寄托;然而面對世俗生活中電視節(jié)目、現代娛樂的新鮮刺激，他又流露出難以抑制的好奇與向往。他在宗教的精神指引和世俗的情感牽絆之間搖擺，過年時參與家庭聚會卻心系寺廟修行，這種矛盾與糾結，映射出藏族年輕一代在傳統(tǒng)文化與現代思潮沖擊下，精神世界的調適與重塑過程，也展現出藏族文化在代際傳承中不斷演變的動態(tài)圖景。

　　《靜靜的嘛呢石》通過日常化敘事、獨特的敘事結構和 “過渡者” 敘事視點，構建了豐富的藏族文化圖景，展現了藏族文化在當代社會中的真實狀態(tài)。其敘事方式不僅在少數民族電影中獨樹一幟，更為我們理解藏族文化提供了新的視角。盡管影片在商業(yè)上并不成功，但其藝術價值和文化意義值得深入研究。希望本文能引起更多學者對這部影片的關注，進一步挖掘其豐富的內涵，為少數民族電影的研究和發(fā)展提供更多的啟示。